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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中西融贯文化的政治运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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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西兼容，倡行建国方略

第二个阶段是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讨袁、护法运动等革命活动陆续失败以后，孙中山的“融贯”表现为通过中西文化的兼容，并将其运用于建国方略上。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孙中山用心理建设来提升民族士气，用物质建设改善国民生活环境，用社会建设满足人的政治权利。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思想的第一部分就是心理建设。建国方略所包含的重要内容是行易知难思想。孙中山引用传统的知行观来论述国人需要加强心理建设的同时，也展现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孙中山的知行观融入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自己的革命经验总结。“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形成的知识、二是通过修身而获得的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三是自然科学知识、四是革命理论。孙中山所说的“行”也具有四种含义：一是指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二是指道德行为与活动、三是指科学实验、四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后两种知行内容的增加，融入了西学的内容。扩大了知行内容的孙中山，还大力宣传行易知难，以此鼓励革命党人无畏前行。此外，孙中山还在国民性改造和三民主义的宣传中加强国民的心理建设。在国民性改造方面，孙中山结合西方道德中的“利群”“利他”性来塑造“好人格”，使国人具有公德，能够“替众人来服务”［4］。他还主张用传统道德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5］来加强国人自身的修养功夫，从内心上加强我们的心理状态。在三民主义的宣传方面，孙中山加强对国民党党员的宣传，努力使“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促进国人都具有共和的心理意识。中西兼容的心理建设是孙中山在有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精髓的基础之上，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成果而形成的以行易知难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对于民国的总体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思想的第二部分就是物质建设。他之所以主张建国方略，就是要加强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试图用先进思想在解构儒家文化中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因为儒家文化是在农耕文明体系下建立起来的，在近代社会中表现出了落后，为了由弱转强，孙中山根据中国的自然状况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主张实施各项具体的发展政策。物质文明建设包含了孙中山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规划，“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这些建设方案是他考察了西方社会得出的理论成果，体现了系统建设的整体性思维，描绘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具体蓝图。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思想的第三部分就是社会建设。发展民权是社会建设的重点。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孙中山认为必须加强民权建设，激发民主意识，最终实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6］的政治模式。他认为国人要学会“议事之学”［6］，即学习开会，以此来商议国家大事行使民权。参考了西方议事规则的民权就是“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具体而言，实现民权要通过议事、讨论、修正、计票、表决等具体的操作规则体现出来，以引导民主意识淡薄的中国民众。这不仅是对共和制的必要举措，而且批判了封建专制的独裁统治，只有赋予了国民正当的权利与义务，民权政治才能实现，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建国方略思想是以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为理论依据，融入先进的进化论和生元说思想，主张通过发展实业计划而提高物质生产力，坚守传统文化中的公理良知，推广人道主义思想，扩展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落实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权利，国民以天下为公、自由博爱为共同抱负，努力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望的一种相对全面的理论。这一方案有其独到的建构方式：它以中西文化合璧为结合点，使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进步思潮与中国固有的心性论哲学相融合，消解了大多数国民心中的奴性思想。从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出，对待传统文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判定孰优孰劣。“融贯”时应注意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能够被时代所用。孙中山利用西方政治学说来改造传统文化，并用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在中西文化的汇集处推陈出新，促进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到近代的大规模转型，并在传统文化中增加了西方国家治世的内在根据，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保留传统文化精髓，引进前沿西学，糅合中西，使两种来源不同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既促使中学的近代化，又促使了西学的中国化。同时孙中山对于文化观的努力表明，中西文化之间不是格格不入的，而是存在着巨大的互容性。